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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平民的地位崛起,成为君主的方法还有其他两个——这两个方法都不能够完全归诸幸运或者能力之属,因此我觉得对于这两者不应该略而不谈,虽然其中一个方法,当我论述共和国的时候还可以更详尽地加以讨论[1]。这两个方法就是:一个人依靠某种邪恶而卑鄙的方法登上统治地位;或者一个平民依靠他的同胞们的帮助,一跃而为祖国的君主。在讨论第一个方法的时候,我将举两个例子作为说明:一个是古代的,另一个是现代的。我认为,对于那些必须效法他们的人来说,这两个例子就足够了,而无需更进一步探讨这种方法的功罪。但是他的儿子安托尼诺也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人物,他在人民的眼中是可敬爱的,在军人方面是受欢迎的。这是因为他是一个尚武的人,最能忍受一切艰难困苦,瞧不起一切珍馐美味和任何其他奢侈品,这一点使他赢得全体军人的爱戴。可是,他的凶暴残忍却是前所未闻的,他杀人无数,其后又杀害罗马大部分居民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全部居民。这件事使全世界都痛恨他,而且在他左右的人们对他也感到恐惧,以致他后来被自己军队中的一个“百人队”(Centurione)队长杀死了。[5]贝尔纳博(messerBernabòViscounti,1354—1385),米兰公爵。此人以残暴和行为怪异出名,他在政治上的能力和敏锐性也是突出的。据故事家讲,贝尔纳博奇行甚多。例如,公爵曾遇见乡人掘墓;问之,据告,因旅行者已死,无遗产,教父及教堂掘墓人以不获报酬拒不处理遗体。公爵即传讯,二人声称:“本人应取得所值。”公爵即说:“谁人能付汝所值?死者无钱何能付汝所值?”二人答道:“不论何人付给,吾人应得所值?”于是公爵说:“我付给你们,你们所值即死亡。该死者在何处,即取来,埋于墓中;捕教父投诸墓内。掘墓人何在?投诸墓中,掩埋之。”于是公爵使教父及掘墓人与死者同葬后,扬长而去。加微信送彩金金沙99[30]1500年马基雅维里第一次出使法国宫廷,有机会同罗阿诺枢机主教(cardinalediRoano)晤谈。

加微信送彩金金沙99但是,由于这种国家是依靠人类智力所不能达到的更高的力量支持的,我就不再谈论它了;因为这种国家显然是由上帝所树立与维护的,如果议论它,就是僭妄的冒失鬼的行为。可是,当君主和军队在一起并且指挥庞大的队伍的时候,他完全有必要置残酷之名于度外;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残酷之名,他就决不能够使自己的军队保持团结和踊跃执行任何任务。下面这件事情可以列为汉尼拔[4]的惊人的行动之一。他率领一支由无数民族混合组成的大军,在外国的土地上作战,无论在恶运或者在好运的时候,也无论在军队当中或者对待君主,都不曾发生任何龃龉。这并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只是由于他的残酷无情,同时他具有无限的能力,这就使他在士兵的心目中感到既可敬又可畏。但是假使他不是残酷无情的话,光靠他的其他能力是不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的。然而对此事缺乏深思熟虑的史学家们,一方面赞赏汉尼拔取得这样的成果,而另一方面却非难他取得这种成果的主要原因。公爵所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削弱奥尔西尼和科隆内这两个家族在罗马的党羽。为此目的,他笼络所有属于他们党羽的贵族们,使他们成为自己的贵族,给予重重的赏赐,并且按照他们的等级地位使他们荣任文官武尉。这样一来,他们原来对那些党派的感情,几个月间在他们心中烟消云散,而完全转过来向着公爵了。其后,当他把科隆内家族的人们解散之余,便等待时机以便消灭奥尔西尼家族。这个机会果然不久就到来了。他很好地利用了它。因为奥尔西尼(虽然为时已晚)终于察觉到:公爵和教廷的势力扩大,就意味着自己的灭亡,于是在佩鲁贾的马焦内村举行了一次会议[6]。结果,在乌尔比诺的叛乱和罗马尼阿的骚动爆发了,它们给公爵带来无限的危险。然而所有这一切危险在法国的帮助下他都克服了。公爵在恢复了他的声威之后,因为不愿由于依赖法国或其他外力而陷入危险之中,他便诉诸诡计。他深深懂得怎样掩饰自己的心意,他不惜献尽殷勤,笼络保罗·奥尔西尼[7],奉送金钱、服饰和骏马,从而通过保罗的斡旋,使奥尔西尼的人同自己和好,而且由于他们的单纯使他们在西尼加利亚落入公爵的掌中。公爵消灭了这些首领并且使他们的党羽变成自己的朋友之后,他据有罗马尼阿全境和乌尔比诺公国,这就给自己的权力打下很好的基础。尤其是他觉得自己已经赢得罗马尼阿人的友谊,并且赢得所有这些人民的支持,因为人们现在已开始尝到他们幸福生活的甜头。

[19]阿尔皮诺(DecioClodioSettimioAlbino),193年称帝,197年被杀。那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在取得君权时发生的困难,一部分是由于他们为着建立他们的国家和确保安全,不得不采取新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记住,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这是因为革新者使所有在旧制度之下顺利的人们都成为敌人了,而使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顺利的人们却成为半心半意的拥护者。这种半心半意之所以产生,一部分是这些人由于对他们的对手怀有恐惧心理,因为他们的对手拥有有利于自身的法律,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人类的不轻易信任的心理——对于新的事物在没有取得牢靠的经验以前,他们是不会确实相信的。因此,当那些敌人一旦有机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结党成帮地干起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们只是半心半意地进行防御。为此,君主同他们在一起是危险重重的。[2]这里“许多人”,在古代,包括以《理想国》著名的柏拉图、以《政治论》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等人;在中世纪,包括教父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354—430)、托马斯·阿奎那等人。马基雅维里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在国家论方面,特别是在《李维史论》中,又受亚里士多德影响。加微信送彩金金沙99但是,如果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征服国不同,那末就会发生种种困难了。要保有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就需要非常的好运并作出巨大的努力。而最好和最有力的办法之一,也许是征服者亲自前往,驻节在那里。这就会使得他的占领地更加稳固,更加持久,例如土耳其人在希腊就是这样作的[4]。假使土耳其国王不移跸希腊,那么,即使他为着保有希腊而采取其他一切办法,他还是不能够保有那个国家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当地的话,骚乱一露头他就能够察觉了,从而他就能够迅速地加以消除。但是如果他不在跟前,那么,只有在大乱的时候他才能够察觉,那时他已经不再能够消除骚乱了。除此之外,那个地方不受他的官吏掠夺;臣民由于能够立即求助于君主而感到满意。因此,那些愿意做良民的人势必更加爱戴君主,而那些别有怀抱的人则势必更加害怕他。至于那些想从外部进攻这个国家的人,就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当君主驻节其地之日,想把它从君主手里夺取过来是极困难的。

斯巴达国王纳比德[1],抵御了全希腊人和一支罗马常胜军的围攻,保卫了他的国家和自己的地位不受他们侵害;当危难降临他头上的时候,他需要做的不过是使少数人无能为害;但是假使人民已经同他敌对的话,这就不够了。对于我的这条见解,谁都不要拿一句陈腐的谚语:“以人民为基础,譬如筑室于泥沙”来进行反驳。因为如果一位平民把他的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并且深信当自己受敌人或者官吏压迫的时候人民将会解救自己,那末这句谚语是中肯的。在这种情况下,如同罗马的格拉奇[2]和佛罗伦萨的乔治·斯卡利[3]的遭遇一样,他往往发现自己上当了。但是,如果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人是一位君主,而且他能够指挥,是一个勇敢的人,处逆境而不沮丧,不忽视其他的准备,并且以其精神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而且事实将会表明他已经把基础打好了。[1]教皇朱利奥二世力图使意大利在他的领导下统一,曾进攻费拉拉,但由于费拉拉同法国联盟获得支援,因此失败。教皇于是同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以及威尼斯等)结成反法国的“神圣联盟”(1511年10月5日)。其后教廷和西班牙的军队同法军作战,在拉文纳(Ravenna)惨败。只是由于法军主将加斯通·德·富瓦死亡,并且瑞士出兵二万人支援“神圣联盟”,法军被迫退却,意大利才幸免于难。[5]此处“生涯”(vita),系从马里奥·本凡蒂尼校订本及奎多·马佐尼校订本。有的版本作“能力”(virtù)。[7]公元前的二世纪,希腊的埃托利亚人及其他希腊城邦,为了反对与加太基结盟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因此与罗马人结盟,让罗马人进入希腊。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打败菲利普五世对希腊各城邦的野心。

我不是不知道,有许多人向来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由命运和上帝支配的,以至人们运用智虑亦不能加以改变,并且丝毫不能加以补救;因此他们断定在人世事务上辛劳是没有用的,而让事情听从命运的支配,这种意见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更觉得可信,因为过去已经看到而且现在每天看到世事的重大变幻远在每个人的预料之外。[7]保罗·奥尔西尼(SignorPaoloOrsine)是奥尔西尼家族的头头之一,拥有军事力量,于1502年被切萨雷·博尔贾杀害于西尼加利亚(Sinigaglia)。对于命运,情况正复相同。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出它的威力,它知道哪里还没有修筑水渠或堤坝用来控制它,它就在那里作威作福。如果你考虑意大利——它是这些变动的所在地,并且推动了这些变动——你就会看到它是一个既没有水渠也没有任何堤坝的平原。如果意大利象德国、西班牙和法国那样,过去有适当的力量加以保护,这种洪水就不会产生象今日那样巨大的变动或者压根儿不会出现。关于一般地谈谈抵抗命运的问题,我想这就够了。[7]公元前的二世纪,希腊的埃托利亚人及其他希腊城邦,为了反对与加太基结盟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因此与罗马人结盟,让罗马人进入希腊。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打败菲利普五世对希腊各城邦的野心。

当论述君主和国家都是全新的君主国的时候,我援引最重大的事例,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惊异。因为人们几乎常在他人走过的道路上走,并且效法他人的事迹,虽然他们并不能够完完全全地沿着别人的道路或者不能够取得他们所效法的人的功效。然而一个明智的人总是应该追踪伟大人物所走过的道路的,并且效法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的人们。这样一来,即使自己的能力达不到他们那样强,但是至少会带有几分气派。他要象那些聪明的射手那样行事,当他们察觉想要射击的目标看来距离太远,同时知道自己的弓力所能及的限度,他们瞄准时就比目标抬高一些,这并不是想把自己的箭头射到那样高的地方去,而是希望由于瞄准得那样高,就能够射中他想要射的目标。[2]费拉拉公爵(ducadiFerrara),指在教皇辖地费拉拉执政的埃斯特家族的埃尔科莱一世(Ercoleld‘Este,在位:1471—1505)和阿尔方索一世(AlfonsoⅠd’Este,在位:1505—1534)。这个家族从1208年起就同萨林圭拉家族(Salinguerra)轮流统治费拉拉。1332年教皇承认埃斯特家族三兄弟为其在费拉拉的代理人,由是埃斯特家族统治者的势力日益强大。加微信送彩金金沙99[19]佩萨罗(Pesaro)的统治者是潘多尔科·马拉泰斯塔(PandòlqoMalate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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